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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2007

香港——自由和经济一起反弹

原文来自经济学人网络版



1997年6月30日晚,英国皇家海军在香港举行了最后的阅兵式,标志着不列颠帝国在这里的殖民统治正式结束。那天晚上下起来的瓢泼大雨如同咒语般预示了这里的将来。查尔斯王子将这座湿透的城市交还给了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然后和最后一任香港总督坐着游艇离开了。当晚,这座城市的新主人,用一个新的“临时”立法机构取代了英国人在这里立下的法律。但是没有异见人士被抓捕,也没有报纸被关闭。

到底是香港改变了中国还是中国改变了香港,看起来这是一个大家很喜欢参与辩论的论题。当然,中国这些年改变了很多,尽管现在在香港的法律依然有争议。但是当大陆和香港一起来庆祝他们的团圆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他们是有理由沾沾自喜的。这个从未有过历史先例的实验——改变一座城市的主权归属,而又保持它的生活方式不变——成功了。至少,到现在为止。

显然,“香港特别行政区”没有改变的东西比它改变的东西多得多。在街头依然能听到这座巨大的商业机器在轰隆地运转,它的地平线依然折射出这座城市的雄心壮志。政府的办公室里放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但是那些街道未变的命名依然在纪念着曾经在这里的殖民者。而在它殖民时期建立的政治制度依然约束着这座城市的公仆们。

而且,现在看来,剧烈的波动是几乎不可能出现了。1997年的主权移交仪式本来就只是一个过场,而不是真正改变香港命运的事件。英国在1898年将香港划进了它的版图,“租借”了它99年之久。但是中国从来不承认英国对香港拥有主权,也不承认他们已经在之前的谈判中永久放弃了香港岛和九龙的条约。

不同寻常的是,这次香港主权归属的移交经过了漫长的规划。中国同意将会遵循“一国两制”这个前所未有的计划,2047年之前香港将保留它现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并且享有除外交、国防之外的一切自治权。这也反映了邓小平的高瞻远瞩——在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闭门造车路线走进死胡同之后,他提出了改革开放。而在邓之前,没有一个中国的领导人能够得到像他一样在世界的声誉。

即便如此,还是有怀疑的声音。不论是原住民还是淘金者,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这里到底是中国吗?1997年,香港已经成为了一个繁荣的服务导向型经济体,并且它建立起了一个先进的、国际化的社会,而中国那个时候只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家,世界其它地方的工业革命给它带来的伤害依然在隐隐作痛。

香港在它回归之前,有着全球独一无二的政治体系:自由,但不民主。中国那个时候是——当然现在依然是——不自由,也不民主。在八十年代曾有人乐观的认为,中国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也会带来政治上的改革,然而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屠杀事件粉碎了这些人的幻想。对于那一代香港人来说,那是一个足以改变他们一切的时刻。不过,18年以后,香港人发现让他们胆战心惊的不是来自中央政府的可能的镇压,而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经济泡沫的破碎、禽流感和SARS病毒的威胁。最终香港安全地度过了这些风风雨雨,这三年它的经济处在近20年来最好的时期。作为和世界其它地方一样开放和自由的城市,它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应变能力。

中国履行了自己的承诺,“一国两制”的效果也比其他人预想的都好。但是它在将来可持续的成功并不是确定的,这取决于一些主权移交中遗留的问题是否能得到较好的解决,比如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权利受到立法会制衡的政府。而关于两条政治路线——“北京派”和“民主派”的争论一天不平息,香港就一天不得安歇。

4年前,中央要求香港政府也通过《反国家分裂法》,香港掀起了反对的浪潮。有一些香港市民认为他们的权益可能会受到侵害,于是他们占领了街道举行示威活动,并最终让这部法律延期。有一些人认为并且希望在这个周末,香港会有一些民主的示威活动。让香港的政治自由,像它的经济一样,重新觉醒。

6/25/2007

翻译练习

今天在看到一篇《economist》上的文章,《Mobilised by mobile》,看到了国内的译文,然后又看了原文,觉得国内的翻译事业没希望了。我英语不怎么样,六级也未必能过,但是我还是觉得我翻译的更好——虽然我是第一次尝试这翻译英文文章。
(这里是英文原文,Mobilised by mobile,中文译文在这里:《中国公民的短信觉醒》

本人翻译:

信息技术又一次在中国掀起了政治风波。在热带的海港城市厦门,直到现在市民们仍然在兴奋地谈论上个月的匿名手机短信是如何促使他们加入了近年来最大的中产阶级抗议活动。而北京的政治家们现在正在手忙脚乱地平息互联网上因为“砖奴”事件而沸沸扬扬的请愿活动。

中国的政府官员依然有理由对互联网和移动电话对人们的凝聚力感到担心。两年前这样的力量帮助激进团体在中国的多个城市组织了抗议日本(参拜靖国神社——译者注)的活动。而政府——至少在一开始——同情并默许了这样的活动。与之不同的是,在厦门的抗议活动是针对政府的官僚主义,而在黑砖窑奴役丑闻中,政府被指责对诱拐来的童工被迫从事危险活动视而不见。让这样的惨剧放生的政治缺陷,在网络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那条五月底在厦门流传的手机短信,号召市民们6月1号这天在政府门前举行集会,以抗议政府决定在郊区修建一个大型化工厂。它将这个计划耗资14亿美元的PX项目,比喻为在厦门上空投下了一枚原子弹。它提醒收到短信的人,这样的工厂会导致厦门人民今后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这也是将抗议活动定在儿童节这一天的原因。

这样的回应是不平凡的。厦门有蓬勃发展的经济,却没有发表市民政治主张的历史。然而这次,成千上万的人举行集会和游行,尽管那天是工作日,尽管那天是和往常一样的炎热和潮湿。参与者大多来自数量正在快速膨胀的中产阶级,共产党通常认为他们是国家可依赖的保障。尽管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中产阶级有过小规模的涉及财产权的抗议,但是他们很少如此直接地针对地方的政府。

更引人注目的是,这次抗议活动是在政府明确反对的情况下进行的。公务员被警告说如果他们参加这次活动可能会导致惩罚。政府机关甚至要求他们的雇员在六月2号和3号的周末照常上班,以防止他们也走上街头。5月30日,政府做出了一个大的让步,宣布在更进一步的环境影响评估出来之前,暂时推迟这个项目。但是两天之后这个抗议活动还是发生了。下午一点的时候有人高喊口号,要求厦门市市委书记何立峰辞职,但是总体上示威活动还是和平进行的。数千人在第二天又一次参加了示威活动。

这条短信似乎触及了社会的神经,3月的时候有专家学者向人大提交提案,建议将这个台资背景的PX加工厂搬到距离居住区更远的郊区,那个时候公众对市领导班子的信心就已经被破坏殆尽。当地居民表示,以前厦门政府没有给与任何暗示表明PX可能的毒性。关于这个项目的批判在当地的网络论坛和博客上开始兴起,许多人抱怨道,这个项目会将这个曾经是一个怡人的海滨城市,而现在正饱受大气和海水污染之苦的地方彻底毁灭。

在厦门的抗议活动已经让北京的官员们忧心忡忡,城市环境的恶化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如果容忍中产阶层人士的抗议,可能会有社会动荡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不详的是——从中共的角度看来——六月五日,在北京有几百上千人参与了在国家环保总局门前举行的抗议活动,他们抗议在北京西北郊建立垃圾焚烧厂的计划,认为这会导致有毒物质的蔓延。两天以后国家环保总局要求对垃圾焚烧厂的环境影响做进一步评估——就像厦门事件中的一样。

中国的领导人已经变得同样迅速地回应网上洪流般的意见——和一些省立新闻社的被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的批判。天涯网——中国一个很受欢迎的网上论坛——一封被诱拐童工的父亲的请愿书在网络上迅速的传播。官方的报纸迅速获得了这一消息并报道了那里惨无人道的情况,以及当地警察对此事的漠不关心。八天之内,就有报道称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已经介入了此事,上百名奴工被释放,而那些砖窑主已经被拘禁。

在厦门,做出了它们最后的让步以后,政府官员开始追查此次示威事件的幕后组织者(一些当地居民认为,可能是房地产商担心这个项目会影响房地产价格,因而暗中鼓励和组织人们参与)。居民区中贴上了布告,要求示威者到警察局自首。但是这样的策略带来的效果远远不如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的情况。

对于所有的亲绿言论,中国的领导人都感到深恶痛疾。而他们依然对环境组织保持警惕,担心如果他们有了足够的言论自由,会鼓动中产阶层反对政府的政策方针。中国发展简报的Nick·杨在一篇通讯中认为,这些担忧在前几年的几个前苏联国家发生民主革命之后更加严重了。杨认为,尽管已经过了几年,政府依然对此持谨慎态度。在厦门只有一个正式得到批准注册的非官方环保组织——而这个组织在PX事件中战战兢兢地置身事外。不管在厦门还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都是中国的网络力量在领导着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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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点题外的东西。几年前还有一个讨论,就是互联网会怎么改变中国。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发现,不是互联网在改变中国,而是中国在尝试着改变互联网。科技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它让民主更民主,让自由更自由,也能让专制更加专制。不信,看看《1984》吧,看看《寂静之城》吧。或者在中国看看维基百科,看看blogspot,看看flickr,看看google在天安门找不到北,看看安替,看看zola,看看白板报。看看“一塌糊涂”,看看国内的BSP删文如吃苹果般简单,什么叫做“中国没有控制互联网”,什么叫做睁着眼睛说瞎话。

一个国家自由与否,民主与否,不是由他的科技发达程度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它的制度,它的人民的觉悟。遗憾的是,我们曾经在18年前有一代热血青春,而18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依然看不到希望。